“在场”的缺席与“旁观”的介入:论《旁观者》的家庭伦理叙事

202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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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加导演的新作《旁观者》从藏地题材转移,此番将镜头对准一个普通的汉族家庭,却依然保持了他对人性幽微处的敏锐洞察,仍然不断的给观众带来惊喜。故事表面上披着一层“悬疑”“探案”的外衣,内核讲述的是一个因父亲陈为民突然病倒而重聚的三兄妹,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回顾过往、审视彼此的故事;但更深层次上,它是一场对“父亲”形象的解构到重建,是一次家庭成员被迫从“旁观”到“介入”,从而艰难寻觅亲情真相的哲学探索。影片在家庭伦理叙事中,透露出深刻的哲学思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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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的在场者:

父亲形象的消解与重构

父亲陈为民的的角色,可以说是缺席的在场者,电影大量使用回忆蒙太奇,他的人物塑造都来自于三兄妹的回忆。在剧情中大部分对父亲的镜头都是是回避的,也就是从主人公的视角看,给观众的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在男主人公成长上,父亲角色是沉默的,这呼应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角色的某种功能性“失语”。在影片叙事上的核心驱动力,源于父亲陈为民的“缺席”。从剧情开始,陈为民摔倒进医院,他大部分时间躺在病床上,无法言语,无法行动,从一个家庭的权威象征,沦为一个被凝视、被讨论的客体。这种物理与功能上双重意义上的缺席,恰恰为陈家兴三兄妹重新审视“父亲”这一形象,以及由这一角色所维系的家庭结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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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民又始终是叙事的核心线索,是一种结构性的“在场”。观众作为“旁观者”,对其认知经历了从消解到重构的过程,契合中式家庭叙事中父亲形象祛魅与再确认的普遍模式。在传统家庭伦理中,父亲常被塑造为威严、全能的秩序维护者;而影片前期通过酗酒酒瓶、父母争吵、母亲去世时父亲缺席等记忆片段,逐步消解了这一神话,甚至使观众对陈为民产生负面判断。但随着叙事推进,真相如拼图般渐次浮现:工作站满墙的奖状、为儿子担责失去公职、赴京手术时欲探望儿子的隐忍之爱……这些被遮蔽的情感痕迹,共同重构了一个沉默却深情的父亲形象。这种从“抑”到“扬”的叙事策略,不仅揭示了陈家辉对父亲爱恨交织的情感矛盾,也隐喻了中国式父爱往往以后知后觉的方式被感知与理解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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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维系者:

“长兄如父”形象的困境和焦虑

在父亲病倒后,大哥陈家兴自觉地扛起了维系家庭结构的重担。他是“长兄如父”这一传统伦理观念的具身化体现。然而,他所竭力维护的,往往并非家庭成员间内在的情感连接,而是一个呈现给外部世界的、完整的家庭“表象”。他的口头禅“丢不起这人”,如同一把钥匙,洞见了他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在采访时对父亲摔倒事件的遮掩,还是对父亲独自做支架手术的不可置信,其深层动机都强烈地指向对家庭声誉的维护,即“面子”。他所焦虑的,是这个家在外人眼中是否散了,是否依然符合社会对一个正常家庭的期待。影片借此尖锐指出,部分中国家庭所维持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心排演的“仪式”。正如陈家辉在与姐姐争论父亲丧礼时直指:“到底是为了父亲,还是给外人看?”中国的丧葬仪式,往往具有强烈的对外展演性,旨在向社会证实家庭的延续与团结。陈家兴的悲剧性在于,他成为这一仪式最忠实的执行者与牺牲品:他压抑个人情感,忽视弟弟的真实感受,掩饰自身夫妻与父女关系的疏离,将所有心力用于维系表面和谐。直至父亲体内遗留支架被发现,这一意外事件彻底击碎了其精心构筑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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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家兴的视角下,自己的威严无疑遭受了挑衅,作为大哥,弟妹长大他使唤不动,当他坚持回老房子吃饭时,弟妹都不愿意,最后陈家兴妥协可以不回家但是必须用老桌子,是他退步后的坚持,展示自己的威严。夫妻关系不睦,女儿和自己不亲,父亲摔倒的时刻自己不在场,父亲做支架手术甚至也不知情。影片的高潮——暴雨中的车内争吵,是所有积压矛盾的总爆发。这场戏在狭小空间和喧嚣雨声的挤压下,产生了极强的戏剧张力。指责、推诿、积怨与自责相互交织,“到底是谁的责任”这一问题的提出,标志着这个家庭终于从维持表象的仪式性阶段,过渡到了直面伤疤、追寻真相的真实性阶段。此时的争吵,尽管痛苦,却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交流,是打破僵局的必要过程。它彻底撕下了“丢不起这人”的面具,承认了这个家内部早已存在的溃散。这让陈家兴对自己作为父亲和长兄的身份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焦虑。在现代语境下,是否还需要陈家兴这种“长兄如父”的角色和责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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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的旁观者:

陈家辉的视角转换与真相的浮现

与沉浸于家庭戏剧中的大哥陈家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弟弟陈家辉最初所持的“旁观者”立场。影片通过精巧的插叙手法,逐步揭示了他选择疏离的原因——一种对家庭内部“表演性”的厌倦与逃避。起初,他似乎游离于家庭的核心矛盾之外,以一个冷静甚至冷漠的观察者视角审视着一切。他的故事线,是整部影片的侦探线,只不过他探寻的并非事件真相,而是情感与关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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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陈家辉是冷漠的。他的行为、话语甚至可以说是无情的。从他和大哥陈家兴在面馆的那对话,我们可以得知,如果不是陈家兴说见父亲最后一面,那陈家辉根本不会回老家。从这里就营造出了一个“冷漠的儿子”的形象。随着剧情的推进,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出现:每一个看似与他无关的家庭故事,最终都发现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因为帮他担责失去了公职、屋子里贴满了他的奖状他无法真正置身事外,他的“旁观”姿态本身,就是他与这个家庭关系的一种深刻证明。这种从“旁观”到“介入”的被迫转换,象征着个体无法彻底割裂血缘纽带的现实。陈家辉的角色,代表了现代家庭中那些试图逃离传统束缚、追求个体独立的成员。他们不愿参与共谋式的家庭表演,渴望真实,但这种清醒的疏离又使他们背负着道德上的自责与情感上的孤寂。他的存在,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家庭所有刻意被忽视的裂痕与沉默的真相。影片的镜头语言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叙事内涵。在主人公坐车上峰山的时候,雾蒙蒙的雨天象征朦胧的情感,鸽子挥着翅膀扑腾却无法高飞。鸽子被雨水打湿的翅膀却使其无法飞翔,这恰如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被情感的牵绊、传统的重负和过往的创伤所困,渴望逃离却又无力挣脱。而贯穿全片的雾气与朦胧感,则视觉化地呈现了家庭记忆与认知的模糊性:我们所以为清晰的过去,可能只是我们选择性记忆的片段;我们认定的真相,可能只是我们愿意相信的版本。

电影《旁观者》与蒂姆·波顿的《大鱼》颇有相似。《大鱼》中的儿子通过解构父亲夸张的故事,最终理解了故事背后父亲的情感真相。两者都完成了从误解到理解的艰难旅程,但《旁观者》的路径更为疼痛和写实。影片的结尾,陈家辉自己成为了父亲,只有当他站在了父亲的位置上,他才理解自己的父亲当年所处的境遇、其所面临的时代局限与个人局限。这种理解,并非简单的原谅或认同,中式家庭中代际间的情感创伤更多时候是通过这种角色的转换与时间的沉淀,达到一种非妥协的、深刻的包容。这正是《旁观者》传递出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深刻思考。

作者:李媚芸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研究生)

来源: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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